1958年5月，北京，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前后，周恩来面对的不是一份普通工作安排，而是接连几个月的批评与检讨。会上谈到经济建设方针时，他已经不止一次作自我批评。会后，他提出一个问题：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恰当。 这不是正式辞去职务的通告。更准确地说，是周恩来在政治压力下，向中央表达了对自己是否适合继续主持政府工作的疑虑。毛泽东的答复很明确：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工作，没有必要改变。 事情的起点，要从经济建设中的速度之争说起。 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收尾阶段时，经济发展较快，计划安排也显露出急于求成的倾向。周恩来、陈云等人主张既要反对保守，也要防止冒进，认为计划必须与财力、物力和实际生产能力相适应。这个判断并非反对建设，而是担心指标抬得过高，基层难以兑现。 有意思的是，争论很快超出了具体指标。1957年秋，毛泽东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、加快建设的要求，并批评此前的“反冒进”压低了群众积极性。11月，他在莫斯科期间明确表示，1956年的反冒进不对，以后不要再提。 回国后，毛泽东多次谈及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。周恩来此前主持国务院工作，对降低部分基本建设指标负有责任，因此成为批评的焦点。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，毛泽东点名谈到这段往事。周恩来作了检讨，随后在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又多次检查自己。 检讨并不轻松。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，八大二次会议的检讨稿不是照常交由他人起草，而是周恩来口述，他逐句记录。写到关键处，周恩来常常停顿很久。那种迟疑，至少说明他并非毫无保留地认同所有说法；但作为国务院总理，他仍选择把责任承担下来。 这份压力最终落在职务问题上。周恩来提出是否继续担任总理，毛泽东没有同意他离开岗位，而是明确表示应继续工作。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没有改变，不过，经济决策中的意见分歧，也没有因此消失。此后相当一段时间，国家经济工作受到高度集中的政治氛围影响，国务院在实际决策中的空间有限。 标题中的“辞职”，因此需要说得准确些：周恩来确曾提出继续任职是否恰当，但现有叙述所呈现的，是一次关于是否继续工作的请示与表态，并非正式辞职获准或职务更替。毛泽东的反应也不是挽留一场已经完成的辞职，而是要求他继续担任总理。 几年后，经济困难的后果变得具体而沉重。1961年5月，周恩来到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。那里有多个自然村，公共食堂办得较早，基层报告却难以反映社员真实生活。他没有只听干部汇报，而是进食堂、走农户，试着弄清口粮和生产的实际情况。 一次进食堂，桌上摆着肉和鸡蛋，现场却没有社员。周恩来问平时是否也这样吃，得到的回答含糊。他没有把这顿饭当作证据，后来又到另一处食堂，看到锅里只有玉米糊，才真正接触到日常伙食。 座谈会上，社员起初不敢直说。周恩来表示，食堂是上面推动的，下面报告说好，中央没有调查，自己也有责任。气氛这才松动。一位社员直言，口粮层层分配后，普通人拿到的太少，吃不饱便没有力气劳动；地里收成上不来，粮食问题只会更严重。 这番话把政策和生活连在了一起。食堂究竟办得好不好，不该只看汇报材料，也要看社员能不能吃饱、生产能不能维持。周恩来在伯延调查后，于5月6日宣布当地解散公共食堂，并要求妥善发放口粮。随后，他向毛泽东报告了调查情况和对策。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，毛泽东谈到经济建设中的认识不足，并作了自我批评，指出自己对工业、商业等方面并不熟悉。大会之后，陈云等人参与经济调整，周恩来也继续承担政府工作。前后两件事相隔数年，却都指向同一层现实：中央的判断若离开基层情况，政策便可能在执行中走样；而总理提出继续任职是否恰当，最终并未改变他留在岗位上处理这些难题的事实。 特别